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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刘世锦、刘尚希等共话数字化下半场
发布日期:2022-07-27 08:18    点击次数:159

  “数字化的下半场究竟在哪?”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 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产业数字化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陈龙、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阿里云技术战略总监陈绪等接受了包括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内的部分媒体访问,共同探讨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未来。

  上述专家认为,数字技术的通用性、非竞争性和非实体性,将带来深度渗透、要素共享、跨界融合,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在。数字经济会成为未来主导的经济形态,数实融合是数字化下半场必然的趋势,本质上是从价值链环节到全价值链数字化的进程。产业数字化已成不可阻挡的浪潮,企业应牢牢把握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

  数字经济未来将成主导经济形态,建议设定实体经济数字化率目标

  在刘尚希看来,数字经济会成为未来主导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各个产业数字化的过程。现在就应瞄准数字化,“以数字化为主导,以工业化为基础”,抓住目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抓紧将各个产业切换到数字化轨道。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程度已经接近40%,要像衡量工业革命一样衡量今天的数字化。

  安筱鹏也结合最新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45.5万亿,由两个部分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8.35万亿,产业数字化37.18万亿。从统计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道:“人们正在构建一个通向零成本试错之路的新的模式。过去要把高铁生产出来,从100公里到200公里,要不断实地验证,保证电压、电流稳定安全可靠。今天,虚拟的高铁可以在虚拟的京沪线上运行,大幅度提高了验证效率。同样的,近年来有一批传统行业中的数字原生企业快速崛起。”

  “数字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和实体结合的。没有数实融合,数字化发展不起来。”刘世锦在采访中表示,数字经济与生产过程结合呈现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转化成数字经济需要三个关键要素:信息密度的增加,网络式的连接,空间、时间的优化;二是,数实融合上一阶段是消费,下一阶段进入生产;三是,深度学习、区块链技术等在数实融合中作用越来越强。

  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刘世锦则表示,或可设定实体经济数字化率目标,实现实体经济百分之百数字化。刘尚希认为,由于数字技术的通用性、非竞争性和非实体性,将带来深度渗透、要素共享、跨界融合,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在。

  数字技术正从消费端迈向生产端,低成本解决方案是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

  阿里巴巴《2022数实融合趋势观察》报告显示,数实融合正从消费迈向生产、从餐桌走向土地;从大企业到中小微企业,从数字化转型到天生数字化;同时,数字化与低碳化开始孪生发展。

  对此,樊纲认为,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数字平台,绝大部分都在消费端, 现代灯具无论是支付、网购、外卖、订车或者是社交,已伴随十几亿消费者成长为重要市场力量,现在技术开始走向生产端。但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进程仍比较滞后,与国际相比更是如此。其中有硬件问题,企业要衡量物联网硬件的成本收益;其次,数字化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结构、组织形式的变革,数字科技企业能否提供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是制造业企业能否积极拥抱数字化、成功实现数字化的重要因素。

  黄益平从平台经济的角度分析指出,平台将从整合消费者走向整合生产者。平台经济从90年代发展至今,是迄今为止中国少数几个一直紧跟国际经济技术前沿追赶的领域。这些平台在过去主要整合了消费者,将来很重要的新内容是整合生产者,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形成不同的组合。他补充说道,就像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会用“蒸汽机经济”,但今天不会再讲这个概念。展望未来,当所有行业都数字化之后,或许“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也将不复存在。

  樊纲提出,中国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现在所说的数字技术,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对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造业比重下降问题,刘世锦则认为,制造业比例不能下降过快,但也要避免仅将“制造物品的部门”认为是实体企业。事实上,这样的实体企业,外国人签证中国不仅不缺,反而过剩。现在实体经济中真正有竞争力的,其实是被数字化改造过的企业,“当火车替代了马车,如果只顾及马车,火车还开不开?高铁出来以后,绿皮火车自然就变少了,因此社会进步是挡不住的”。

  他还提到,数字经济本身没有边界,甚至没有国界,需要规模效益才能带来竞争优势。如果人为设置过多障碍,反倒限制了发展。再进一步,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比,与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相比,仍需追赶。无论是创新还是国际竞争,都应该更好鼓励大企业健康发展。

  应关注平台经济“可竞争性条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靠创新

  上述报告显示,总体上来看,数实融合呈现三个阶段:在1.0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简单相加,数字要素开始零星渗透进实体经济;2.0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相融,许多领域出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引领式发展;3.0时代,所有行业发展都受益于数字技术推动,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空间所在,是国家安全所在,是国际竞争力所在。刘尚希指出,数字化的规则就是未来全球治理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不仅仅要高质量,也要高速度。

  安筱鹏提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四个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大国、全球最大的社零总额大国、全球最大数字消费大国、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数字化将把这四个大国优势作为一条主线串联起来,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消费互联网能力的提升,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洞察传递到制造端,为营销、运营、产品创新、智能制造、渠道管理作出精准的预测与决策,这将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

  陈龙认为,数实融合是数字化下半场必然的趋势,本质上是从价值链环节到全价值链数字化的进程。过去,因为追求规模化、标准化,小企业竞争力有限,但在数实融合阶段,通过个体和平台的共生,很多新物种崛起,形成了 “小而美的竞争力”。这种“小而美”和平台共生发展,这是与工业革命不一样的特点。樊纲也提出,在生产性服务产业里,要让大企业提供更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数字化贡献力量。他提到,近年来部分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论证即千百万个小企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主要是因为小企业的价格竞争确实可使最终消费者的成本下降,但可能会因此缺少创新。因为微薄的利润,让小企业没有能力投入创新。

  那么大企业的创新如何惠及中小微企业?陈绪提出,数实融合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普惠。大公司拥有众多研发人员,可以享受高质量的技术平台,小规模的创新企业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本投入,往往处于劣势。今天依托像云计算这样的平台,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享用的技术水准是完全一样的,这更加有利于创新。

  谈到大企业的边界与责任,刘尚希指出,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应支持、鼓励数字平台,夯实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支撑数字化。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进我国社会的数字化以及政府的数字化。黄益平则称,当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当中后,不能简单用传统的经济理念、政策理念看待新问题。平台经济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不能简单以市场份额论,更应关注“可竞争性条件”。

  刘世锦表示,经济学界经常讲“创造性破坏”,当创造性破坏发生,几乎对所有人带来好处,这个过程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短期来看确实也有输家和赢家之分,但最终会推动进步。多位专家表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靠创新,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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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墨轩